周俊生：从闪婚闪离看房地产调控政策

　　北京一对结婚已有30年的夫妻，这几天成了全国热传的新闻人物。新华社发的一篇稿子说，他们最近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在他们的婚姻史上，这已是第二次离婚了。与别的离婚案中夫妻双方总是感情破裂不一样的是，这对夫妻的感情一直很好，无论是前一次离婚还是此次离婚后，他们仍然居住在一起，你敬我爱地过着日子，但事实上他们却长期处于“非法婚姻”状态。导致出现这种奇异情况的原因，是他们为了得到房子或者为了在住房保有上减少支出，才玩起了这种他们并不愿意玩的“婚姻游戏”。

　　事实上，这对夫妻当年的结婚也很仓促。30年前，因为男方单位进行福利分房，分配对象必须是已婚者，为了得到在当时奇货可居的一套住房，两人闪电结婚。但结婚以后，女方单位又进行福利分房，但这时的规定是夫妻双方拥有住房者不能参与，于是两人又闪电离婚，女方如愿以偿地分得了住房，从而使这个家庭拥有了两套住房。但是，在今年国家出台“新国五条”调控措施后，由于有关二套房出售对差价征收20%个人所得税的说法甚嚣尘上，老两口为了规避这一政策，又赶忙离婚，两套住房各得其一。但是，他们刚刚办理好离婚手续，北京市政府出台的“新国五条”细则又规定，单身者不能购买第二套房。这使得他们这一次的“闪离”成了无用功，因此现在又为是否复婚而盘算开了。

　　看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完全有理由向这对夫妻投去鄙视的目光。婚姻在他们眼里完全成了儿戏，国家颁发的结婚证书，在他们手里成了索取额外物质利益的工具，可以凭着他们的需要而予取予求。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他们正是凭着这种“巧取豪夺”，得到了他们目前拥有的两套住房，在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敢小看的物质利益面前，一纸婚姻证书的分量实在显得太苍白了。

　　其实，只要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对于利用婚姻的结与离来牟取诸如住房这样的物质利益的事情，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是，这对北京夫妇30年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毕竟发生在福利分房时代，尽管它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国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但它毕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由政府来安排所有经济活动，包括民众的住房分配。而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单位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废弃，商品房的出现使住房走上了市场化。但是当房地产市场调控开始笼罩于这个市场的时候，民众却又开始玩起了利用婚姻来获取住房利益的“故伎”。除了这对北京夫妇的闪离以外，其实有更多的夫妇为了获取住房资源，早已开始了利用婚姻来规避调控政策。在上海，去年办理协议离婚登记43964对，比上年增加13%，而在这同时，办理复婚登记的也多达8068对，比上年增加23%。其中究竟有多少对是为了住房而产生的假离婚，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它与上海开始收紧住房限购政策的时间点正好契合。

　　这种利用婚姻来获取住房资源的做法，不仅解构了调控政策，实际上也破坏了公序良俗，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多购一套房或在房产交易时省几个税钱而视自己的婚姻为儿戏时，它对整个社会诚信机制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虽然可以谴责这些玩弄婚姻的人，却无法对他们祭起法律之剑，因为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民众的一种自由权利，他们至少在表面上遵守了调控政策，没有形成对政策的挑战。这只能反过来证明，目前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切中房地产市场的要害。

　　房地产调控肯定不是为了拆散家庭，但是，当它以家庭作为一个调控指标时，必然会引起家庭的动荡，在经济利益的算计大于家庭稳定的目标时，这种动荡将尤为触目。目前，房地产调控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政府有必要检讨调控政策的得失。要让调控真正取得成果，关键还是在于切准房地产市场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政府从这个市场获利太多，使市场出现了畸形发展，房价推高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但是，调控发展至今，政府却一直在回避这个要害问题，调控政策始终在限购、限价上打转，至于对二手房交易差价征收20%个人所得税，所能起的效果只是进一步推高房价，政府获得的利益则可以更多。而民众为了抗御这种因调控而增加的负担，只能玩弄起自己的“小聪明”，让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