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最近两个月离婚人数上升到原来每天的三倍，包括越秀、海珠等多个区在内的婚姻登记处“五一”节后开始采取“强制预约”措施，每天离婚登记限量30对。
相对于有些粗暴的限购政策，限离的政策里似乎透着些许温情，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劝和不劝离始终是最核心的价值观，限离客观上给了那些冲动的夫妻们一个反省感情的机会。
理想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离婚的都没有，大家都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加班加点办离婚，对社会而言，总归不是什么好听的事，这说明社会结构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说明社会环境出了问题，没有哪个国家会以高离婚率沾沾自喜的。但另一方面，假如把婚姻比作一次人生选择的话，必要的退出机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两个不对路的人硬凑一块，不是打就是闹，影响社会和谐也影响邻里关系。
离婚也许不是错，但离婚率不跟这个社会的情感指数挂钩，而跟办事员的办事能力挂钩，这就错得离谱了。政府觉得自己人手不够，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增加人手，而是想当然地让别人缓一缓。政府把限购的办法用在了限离上，忽视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不错，两个月离婚人数上升三倍确实不正常，这里面肯定有很大一部分跟买房子有关，但这种限制应该由房管部门作出，而不是婚姻登记部门。这其实是拉公众利益为公共政策的失败背书。
要不要离婚是个人的权利，这个不需要公权力的批准，哪怕他怀着不那么光明的动机，如果别人不违法，社会也不应该动干涉的念头。何况，没有人分得清什么是假离婚，什么不是；什么是为了多买一套房离婚，什么是感情真破裂了。
每一项限制的实施，都伴随着一个权利的失去，限到最后，整个城市也会被捆住手脚。什么事一旦限量，就有公权力染指私权的嫌疑，合格的管理者应该想办法应对这种需求，而不是相反。
要不要离婚是个人的权利，这个不需要公权力的批准，只要不违法，社会就不应该动干涉的念头。
